第二天吃早饭时，还有坐车去米兰的一路上，他都在很动情地说着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一种非常真切的忧伤，但当他提到现在的革命气氛时，那种忧伤消失了，变得充满热情，我觉得这种热情也是真诚的。这种激情，他说，正在席卷年轻人，还有老人。我一直在点头，打动我的是他的劲头，他想让我觉得，在我面前，他过去的激情又回来了，我对他有些同情。后来，他提到了他的个人经历，我很快推算了一下，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五十八岁。

　　到了米兰，我让他在距出版社没几步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我告别了这位陪同我的人。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我有一点晕乎。在路上，我想尽量摆脱和塔兰塔诺的身体接触带来的不适，但我还是有一种被玷污的感觉，类似于我们城区里的那种污秽。在出版社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不是几个月前的客气，而是一种愉快和得意的祝贺，好像在说：我们多明智啊，我们料到了你很棒。甚至是接线员也出来向我祝贺，她从电话间里出来拥抱了我，她是唯一真正为我感到高兴的人。那个吹毛求疵的编辑，就是负责修订我的书的人，也第一次请我吃饭。

　　当我们坐在一个距离出版社没几步远、空荡荡的小餐厅里，他就开始跟我说，我的文字里有一种迷人的东西。在我们吃饭的间隙，他建议我不要躺在功劳簿上，我应该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小说。之后他又提醒我，那天三点我要去一趟米兰国立大学，我在那儿有一个读者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和马丽娅罗莎没什么关系，这次出版社通过自己的途径组织了一批学生。我问他我到了那里之后该找谁。那个和我一起吃饭的权威编辑用自豪的语气说：“我儿子会在学校门口等您。”

　　我从出版社拿了行李去宾馆，在宾馆没待几分钟就去大学了。天气酷热难耐，到了大学，我看到到处贴满了标语，还有很多红旗，众多参加斗争的人们，还有一些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纲领，到处都是大声说话、谈笑和鸣笛的声音，有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我在那里转了一圈，想找到任何一个和我相关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黑头发的男生撞了我，他跑过来，匆匆忙忙地撞到了我，打了一个趔趄，等他回过神来，马上就跑开了，就好像有人在追他一样，但他身后没有人。我记得，有一阵阵很清晰的喇叭声，刺破了让人窒息的空气。我记得有一个金发姑娘，身材很娇小，她拉着一个很粗的铁链子，声音很响，她大声对一个人喊“我来了！”，一边催促着。我记得这些，是因为我在等着有人认出我、走近我，我拿出了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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