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上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各家学说各个流派，要说贡献最大却最没有得到公正对待的，非商家莫属。

　　这种状况的形成，要怪又要怪到儒家身上。

　　“重农轻商”、甚至是“重农抑商”，基本上都是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停留过稍长一段时间的朝代的一项基本国策。

　　而这样的朝代，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当家的各个朝代。

　　这个国策，可以看出孔孟之道的僵化古板，不知道变更，也不知道辩证地看问题，也就是其它各业对农业的促进。

　　作为立国之本，没有农业当然不行，因为农业提供的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给本国居民保命的粮食。

　　而商业呢，是在粮食有余的时候，才互通有无的!

　　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家庭，那些商业交流的东西可有可无，而那些粮食没有的话，不出十天就会饿死。

　　而一遇到天灾人祸，一旦粮食歉收，就会大量的饿死人，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因此历代统治者重农也是有道理的。

　　没有道理的是他们在孔孟之道僵化理念指导下把商业和农业对立。

　　眼界狭窄之处，就是把商业和农业二者本来相辅相成的行业直接对立起来。

　　那些实际上不懂生产的儒家知识分子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把用在商业上的时间和金钱用在农业上，就可以成正比地增加农业的产出，就可以解决农业的问题。

　　其实不然。

　　只顾农业，往往农业效益就会越来越差，有时甚至增加投入反而会减少产出。

　　同时，如果没有商业的帮助，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也会成为不可能。

　　比如南方的水稻，北方的玉米，并不是任意调换一下种植地域，就有同样的产量的，甚至根本就不能生产。

　　这种地域之间的分工，必须商业做中间的媒介，才能顺利开展。

　　同时这种低于分工，也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如果连地域分工都没有，其它社会分工就更谈不上了。

　　而没有社会分工，也就没有科技进步，因为每一个生产基础单位都是抱残守缺，不求进取，保住自己现有的哪一点成就就满足。

　　而每一项进入新领域的社会分工，都会被看成是减少粮食生产的冒险，从而也就会威胁到人们能吃到的粮食，无论是总量还是一个家庭的具体数量。

　　还有就是那些参与新分工的人，因为不再从事粮食生产，也有没有饭吃直接饿死的危险，因而让那些思想保守的人对新兴的行业位置如蛇蝎。

　　非但如此，人们的舆论压力，也让在意这些议论的人不堪重压。

　　什么标新立异、不务正业、好高骛远、轻浮淫逸这样的标签，动不动就给这样的人贴上。

　　而那些本来就是农家出身的人，一旦这样的标签上身，一辈子就和持重老诚这样的品质永别了。

　　而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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